一个有机农场，它的生意从“中国最美猪圈”开始｜有机这生意怎么样了①
《好奇心日报》将用至少4篇文章探讨目前中国有机生意的现状。第一篇是太阳公社，农场是这个生意的基础，却没有成为利润的来源。
在清明节小长假接待了 600 人之后，浙江临安的太阳公社非常安静。
正处于休耕阶段的水稻田里开满了紫云英和油菜花，没有农民在工作，只有几只鸡在田里散步。几乎可以算作是旅游景点的猪圈也正在修缮清理，看不到那些被称为“全中国最幸福”的一百多头黑猪。
三年半以前，临安太阳镇的双庙村同样安静，不过那时候的村子，一半的土地都处于荒废状态。村里老人小孩居多，已经少有劳动力耕作。
2013 年，在莫干山管理了一家有机农场四年之后，陈卫决定租下双庙村朱伊坞山谷的 700 亩地，用来养猪。此前他花在找地上的时间将近一年，但始终不合心意。理想的地方得是这样：小山谷，能将猪分开放养；有干净的饮用水水源供猪饮用；有土地可种植有机饲料；离陈卫所居住的杭州两小时车程以内。
曾经管理太阳公社生产、如今在郑州管理德谷元有机农场的李晓升告诉《好奇心日报》，当时之所以决定要养猪，是因为他们发现市场上已经有安全健康的大米和蔬菜，唯独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的猪肉。
因为父母都是浙江农业大学的教授，陈卫称自己从小在农田长大，在换了十几份工作之后他依然想做农业。管理了四年有机农场后，50 岁的陈卫觉得做综合农场太累了，“我就住在这片，养点猪，每年有（赚）几百万、一百万好像也行”，于是他与另外四个人合伙，投入一千多万，开始准备养有机猪。
就像陈卫选地时所提出的那几个条件那样，想要养有机猪，无论是土壤还是水，附近的环境也要是符合有机标准的，这也就意味着陈卫他们必须说服当地所有农户都转为有机种植。
农民们并不乐意按有机的方法去种，在习惯用化肥和农药的数十年后，他们觉得有机农业根本种不出东西，赚不到钱。
为了说服农民，陈卫租了四辆中巴，将全村人都带到他之前管理过的农场去。他还搬出日本农业经营模式展示给村里人看——这是他与李晓升以前去日本考察时学到的，那里的农民几代人都只种植同样的几种作物，销售交给农业协会，收入不低于在城里工作。
陈卫告诉《好奇心日报》，在听完之后，朱伊坞的农民表示，他们同样也可以像日本农民那样只种菜或者只养鸡，于是太阳公社以每年 600-700 元/亩的价格租下土地，并承包农产品销售。
所以陈卫的生意又变成了一个综合农场。李晓升每周都在双庙村里开会，讲解他们的有机理念，招募有意愿做有机农业的农民，之后再按照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再分配到不同岗位去。
与此同时，太阳公社也放弃了最初招代理商卖猪肉的想法。陈卫将曾经在上个农场践行过的配送制也用在这里，顾客预付一定费用，之后公社将产品打包，交给快递公司配送上门。
如今，已经有大约 300 户家庭认为太阳公社的这些做法的确有说服力，每年预交 25000 元或者 16800 元来购买太阳公社的每周配送。
而陈卫为这一模式设置的用户量上限是 500 户。“之后，会员资格会变得很珍贵。”
通过预付费，农场能够在生产之前就确定好需求，按需生产，也能够提前获得生产所需的资金。
不过猪还是得养。陈卫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请设计师来盖猪圈。
设计师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陈浩如，他另一个身份是太阳公社合伙人。对他来说，设计猪圈正是实践他数年的乡间调研及竹材料研究的机会，但也有生产以外的目的：希望不同于普通猪圈设计的它能代表公社的形象，“当时为什么请我做，主要是为了制作一个新的形象、品牌”。
在正式动工之前，陈浩如花了半年时间做调研和设计，邀请当地农户与养猪人来讨论需求。最终设计出的猪圈 8 米宽，没有墙体，因为不能动土而直接用石块把建筑连起来。除了猪群的宿舍区以外还有喂食区、外置的厕所、室外活动场和泳池。
陈浩如称这次的设计“脱离于现代的建筑业体系”，他没有找施工队和水泥厂，以当地的轻竹、茅草与鹅卵石为材料，请当地农民来搭建，甚至邀请全村人一起来编织现在已经不怎么能在农村见到的茅草屋顶，最终造价只有普通猪圈的一半。
2014 年 5 月猪圈完工，不负众望，成为媒体口中的“中国最美猪圈”。附近村民来看，城里人来看，外地人来看，杭州媒体报道，，威尼斯双年展邀请参展。
当地政府在 2015 年甚至还专门为太阳公社修路，让高速公路至太阳公社的那段路更适于行车。
它还为太阳公社带来了第一批顾客——七八十户家庭预付了一年 25000 元的会员套餐，每周太阳公社将会配送 12 份蔬菜、2.4 斤猪肉、5 斤大米和 1 盒鸡蛋，每个月再加一只鸡或者鸭。直到后来有会员抱怨说分量太多，太阳公社才加上了一年 16800 元的套餐，配送内容相应减少。
当然，这些家庭并不只是为了吃“全中国最幸福的猪”而付款的。
2014 年的有机市场并不如现在大，但远比之前要好。2002 年就开始做有机农业的李晓升表示， 2008 年之前有机尤其难做，市场小，消费者也不理解。直到 2010 年，有机市场才开始扩大，到了他们创立太阳公社时，“有机市场已经蛮好的了”。
“那个时候就是，我想支持一个农民，你看他东西卖不出去了，我来买点吧，可能对于产品标准什么也不了解。”分享收获农场创始人石嫣如此描述 2006 年时的有机消费者。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农业发展专业博士的她观察到，那些想做有机的农场主发现有机产品既没有市场，也难以配送。
2009 年，石嫣协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 CSA 农场——小毛驴农场。所谓的 CSA， 是指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经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成员预支一部分费用，支持当地生产者，农场定期交付收成，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互信合作而非我们所习惯的买卖。
到了 2012 年，石嫣又自己创办了同样以 CSA 模式经营的分享收获农场。她告诉《好奇心日报》，2014 年左右，她明显感觉到消费者对有机感兴趣或者有所了解，而且不再是以前那种更类似于做慈善的心态。按她的估计，现在中国已经有大约 1000 家 CSA 农场。
只要随便找个超市逛一下，你就能够很容易感受到有机产品价格要比非有机产品高不少。而这是由有机本身的标准所决定的，光是生产本身，放弃农药、化肥、激素等等化学合成物就意味着产量降低、成本上升，销售价格自然也就上升了。
而在中国，买得起有机食品的人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已经。
不仅如此，买有机这种看起来更安全的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令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不信任他们所买来的食物，这时候欧美中产都在追捧、不使用任何各种化学合成物、非转基因的有机食品就显得安全不少。
咨询公司 Mintel 去年八月的报告显示，在中国，56% 的有机产品购买者都把“不含有害物质”作为他们的购买动机，其次才是“有机食品生产过程是对环境友好的”（49%）。
所有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有机农场都在归纳他们顾客的消费原因时，首先提到食品安全，而且很多顾客是希望能保证自己孩子的饮食。
比如太阳公社的将近 300 户家庭会员全都有孩子。即便是在谈到太阳公社时更喜欢谈其对农村的影响的陈浩如，也提到他身边的建筑师、教授是因为觉得意识到食品问题“几乎无可救药”而成为公社会员。
实际上，在这普遍怀疑食品安全的环境中，有机食品也没能成为例外。
住在杭州的蒋奕婴告诉《好奇心日报》，在成为太阳公社会员之前，她已经一直坚持买贴有“有机”标签的食品，但她也不完全相信需要经过专门机构认证的有机标准，担心如今的空气、水、土壤污染会渗透到食品中，而这些因素“认证有没有考虑进去就不一定”。
并非只有她一个人这么想。石嫣表示，很多人都认为“北京的空气、水、土壤甚至全中国的水、土壤都被污染了，哪还有有机的东西”。
在这种氛围下，农场是否投入资金去找机构做有机认证似乎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太阳公社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里，他们表示不会花钱去做有机认证：“真正的有机是在人们心里的”。距离杭州 1.5 小时车程的太阳公社将公社辐射范围限定在长三角内，陈卫期待他们的会员会自行开车来参观农场，并在见到现场、与当地农民聊天之后相信他们的产品是有机安全的。
“我们的认证都是在农民的脸上”，陈卫用这句话来说明自己生意的可靠性。在太阳公社每块地、每个养殖区域边上，太阳公社都竖起了相关负责人的海报，上面印有他们的名字、照片、负责内容和座右铭。不仅如此，每个会员所收到的产品的包装上都会有相应的生产者的照片。
陈卫与陈浩如都认为这种标明生产者的方式要优于有机认证。陈浩如说：“你城里人跑到农村，参与农业劳动，看到这些人，然后农民的头像贴在大米和猪肉的包装上，产生的这个信任，就不是任何的认证体系能够替代，说实话大家也不太信任这种体系。”
当然也有农场认为有机认证是基本标准。上海的百欧欢有机农场的业务拓展总监曹乃真强调他们“不是为了秀那张认证给客人看”，而是认为有机认证有一定的可信度，将其作为农场可信分数中的 60 分，其余 40 分是“生态要给我们的一个证明”。
太阳公社有一套监督农民、保证产品品质的机制，包括统一采购种子等生产材料、定期抽检、下架单个季度单品种被投诉次数超过 10 次的产品等等，在微信公众号里他们也曾经表示解雇了一位使用农药的菜农。
不过大部分时候，太阳公社更喜欢展现公社里融洽而非严格的一面。陈卫非常自豪于公社与农民的良好关系：“我们不赚钱、我们的农民永远赚钱。我们第一是保护农民的效益，所以农民也有好的口碑”，还时常提到希望让农民获得高收入从而吸引他们在城里的子女回来。
太阳公社将微信视为他们最重要的宣传途径。在公众号里他们不提卖产品，而是展现公社景色、农活、和农民的关系。在最初两年里，太阳公社的微信运营者陈欣文经常将公社里农活的进度展现给他们的会员或者是潜在顾客看，认为这样能让他们参与其中，逐渐建立信任。
陈欣文认为用户对他们的支付是“在微信朋友圈的支付（转发）”，对大约有 60%、70% 客户来自朋友介绍的太阳公社来说，会员在朋友圈的转发成了有效的宣传方式。另一个住在杭州的会员骆华告诉《好奇心日报》，她最初知道太阳公社就是看到朋友平时在朋友圈里发的一些太阳公社的文章。
显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或者愿意支付一年 25000 或者 16800 元的会员费。陈卫表示他们的定价基于成本，会员套餐利润率在 40% 左右，蔬菜、猪肉、大米价格分别是每斤 15、50、15 元，而鸡蛋价格为 3 元一个。
李晓升解释说，太阳公社的定价并不高。他们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上一个农场里，他们依照有机食品市场价来定产品价格，价格过高导致销量不佳，而卖不出去产品带来的损耗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成本，令产品价格越来越高，陷入恶性循环。
按照李晓升的说法，有机水稻和普通水稻成本比例分别为 3：1，而有机蔬菜和普通蔬菜则是 2：1 到 3：1 之间，有机动物养殖则与普通动物养殖成本差不多。他并不认为有机农业更赚钱，“光靠种菜是不可能赚钱的”，他所看到的国内所有有机农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再融合第二与第三产业。
农场利润率在 10% 左右的石嫣也有类似的观点。她表示就她所了解到的有机生产现状来看，只要是按照真正有机标准来生产的，“不可能产生暴利的行为”。除此以外，即便赚到 10% 的纯利润，石嫣还需要将赚来的钱重新投入生产和维护中，为来年做准备。
按照这样的模式，陈卫划定了 500 户左右的会员数量上限，而太阳公社近期也推翻了“不找代理商”的设定，同时通过自己的微信商城和代理商去销售猪肉、鸡蛋等单品，之后送货上门。
太阳公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机蔬菜的复杂度和不稳定明显高于其他农产品。陈卫表示他们所种的都是当季蔬菜，夏季与冬季品种相对要少，碰到病虫害有些品种还会绝收，“真的本土化，没有丰富的产品”，有些会员就因为蔬菜品种太少第二年不再续约。
而且蔬菜也并不是那么赚钱的品类，在太阳公社，蔬菜的利润率在 30% 左右，而猪肉和鸡蛋则在 40% 左右。
陈卫告诉《好奇心日报》，中国有机消费者依然很有限，并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90% 左右的有机企业都不赚钱”。现在，他正在开展更赚钱的其他产业，比如去年开始的自然教育，让城里的孩子来太阳公社玩、参加夏冬令营等等，一年之后已经开始盈利，相比之下农业至今还未盈利。
在陈卫的设想中，太阳公社将会成为以农业为基础的“综合体”，现在他们正准备建帐篷酒店与树屋，未来还可能会做文创产业，利用太阳公社环境中的各种自然材料去制作产品，其他产业将会带来食品消费，但农业所占营收比例将会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陈卫也计划“输出太阳公社模式”或者经营连锁品牌。他没有谈及双庙村朱伊坞山谷之所以能初具规模，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
数次提到近几年有机行业没有变化、没有突破的陈卫，却否认自己对有机食品业是悲观的：“我觉得未来会很好。就是现在我们（要）闯出一套模式来。”
当被问及太阳公社有无模仿、借鉴对象时，三个曾经或正在太阳公社工作的人都迅速回答说没有，他们一致认为太阳公社是种全新的模式，一切都需要他们自行摸索，陈浩如甚至将其形容为“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社会实验”。
至于太阳公社的模式是不是可以成为中国有机农业的“代表”，也许，应该等到它成功自我复制之后再下结论。
文内图片如无注明均来自太阳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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